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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指的是春秋和战国两个社会阶段。此期诸侯国政治上割据，军事上相争所形成的混乱局面带来的却是一场社会的大变革。由此，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发展，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样作为中国历史上独特文化标志的玉器在春秋战国时期亦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此期玉器由西周注重礼仪性，转向注重装饰审美性，礼器较前朝明显减少，而佩饰用玉大量增多。造型上突破了西周时期的单调而富于变化。玉器的图案纹饰也日趋繁缛华丽，细腻精美，足见琢纹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

春秋早期玉器受前朝影响甚大，西周流行的双钩阴线与“一面坡”阴线仍在本期沿用，但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双钩阴线，转折弯曲的部位显著增多，且在组合构图上更加规整匀密。但线纹之具体形态较西周者宽浅、软滞，故产生了变化有余而力度不足的特征，另外整体图纹的立体感与层次感亦较弱。

河南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墓出有一件玉环。青玉质，色深褐且局部有沁斑。整器呈扁圆环状。正面以双钩技法琢出布局繁密的阴刻蟠虺纹，图纹精致美观。直径11.6、孔径6、厚0.3厘米。（图1）

图1

再如山东沂水刘家店子1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璜。青玉质，表面沁有黄褐色斑。器表以双钩技法琢出蟠虺纹，琢痕粗浅厚重，线纹布局规整。长9、宽2.6、厚0.2厘米。（图2）

图2

“一面坡”阴线之特征亦较突出，线痕之沟槽较西周者更作深峻，坡面与垂直槽壁的夹角更大，视觉上的立体感颇强。如河南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墓出土的一件玉琥。玉质泛青，表面局部有白色沁痕。虎形扁平体，拱背垂首，曲肢卷尾。玉匠在琢纹时采用斜碾工艺在其颈部、肢关节处以及臀部琢出的多道痕迹粗深的斜坡凹面，从而将之首部、躯干、四肢以及尾部隔开，使主体显的更具立体感和层次感。（图3）

图3

春秋晚期铁质工具已应用于制玉工艺中，但由于此时铸铁技术尚未成熟，铁质工具可能还没有大规模替代青铜工具，本期正处于铜铁并用阶段，这是继石、青铜之后琢玉工具的第三次变革。铁具有良好的锻造性能，可以打造各种形状的工具，且较青铜工具在形制和耐磨性上前进了一大步，因此铁工具在进行浮雕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春秋晚期开始流行以剔地隐起刀法制作浅浮雕形态纹饰，前者多流行蟠虺纹、勾云纹，后者则以谷纹最为常见。这些浅浮雕制出的纹饰，形态敦厚匀圆、质朴柔秀，手感滑润舒适；同时主体纹案得到充分突出，也增加了纹饰的秀美感。如果不是使用了铁质工具，很难想象如何完成。但由于技术上的缺陷，每组单位浮雕图案之间距离疏朗，空隙较大。

为填补这些空白，玉匠多在空隙的地子上琢出细密的绹索纹或圆环纹，且在浮凸的纹饰以及器物边缘的表面亦常用纤微细密的绹索纹、网格纹等装饰。这些阴线纹细若毫毛，间不容发，有时肉眼会难以辨清，如同手表机芯上的游丝。而琢纹的工具，则不大可能是金属的砣具，因为在当时技术条件下铸造的薄砣，必然柔软易弯，不大可能琢出如此细密的线纹，故只能推测是由如良渚时期使用的金刚石、水晶和燧石等尖状硬性刻具琢出后，在加以修磨而成，当然这亦需得到日后考古发掘资料之实证。

上述这种浅浮雕并用细阴线的技法本为弥补不足的无奈之举，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不仅将纹饰图案布局地满密充实，不留一点余地，而且层次更为丰富，增加了视觉上的立体感，上下两部分纹饰相得益彰，别有奇趣。

如江苏吴县通安严山王陵出土的一件蟠虺纹玉饰。玉白色玉质，局部有黄褐色沁斑。扁平长条形，上下两端齐平，中部贯以对钻而成的孔道，两侧之边缘饰以凸脊。器表两面浅浮雕出分区而设的蟠虺纹，空隙之处填以矩形的集束细阴线纹，构图严谨满密，纹样华丽，有较强的立体感。长9.7、上宽2.5、厚0.45厘米。（图4）

图4

春秋晚期秦式玉器之饰纹，除小部分是以上述“浅浮雕兼线刻技法”制作外，大量图纹采用的是更为简洁、粗犷，技术难度较低的平面阴刻技法。所琢之纹样也较为单一，基本上是方折形态的勾云纹和龙首纹，这些线纹风格刚直有力，硬性方折，充分发挥出了几何形图案之特点，是春秋秦式玉器的最显著特征。在纹饰的布局上，则有繁有简。

繁者结构繁缛复杂，但整体视之却显得整齐满密，精美异常。如陕西凤翔河南屯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璧。玉质呈浅绿色和墨绿色，个别边缘处沁蚀为白色。器表两面皆阴刻出四圈三种方折形态的简化龙纹，由外及内，第一圈为24条，第二圈为14条，第三圈为14条，第四圈即围绕璧孔一圈共计10条，璧的内外缘琢有单阴线轮廓。直径16.8、孔径4.2、厚0.5厘米。（图5）

图5

简者，布局稀疏，如陕西凤翔南指挥村秦公1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牌饰。白玉质。扁平体，盾牌状，下端作波浪形，上端钻有两个穿孔。其正面琢出秦式玉器特有的阴刻方折勾云纹，线纹间隔疏朗，不甚规整，尽显朴拙。背面光素无纹，钻有两组隧孔。长2.8、宽1.6、厚0.3厘米。（图6）

图6

此类方折纹饰皆由单阴线构成，其中较窄者之宽度在0.1厘米左右，在放大60到120倍的情况下观察，线纹宽窄不一，且宽度变化没有一定规律，另外线槽边沿不甚规整，多有歧出毛刺，（图7）推测亦应是尖状刻具经划磨而成。但一些较宽的细线槽则可能是由铁质砣具以潮湿的解玉砂为介质经多次碾磨而琢成。为此有学者进行过证实，他们对陕西凤翔春秋晚期秦景公大墓出土的一件梯形白玉牌上面的纹饰在放大60倍时进行了微痕观察，拍摄的图像显示出一条由三道大致相同的凹槽连接而成的阴线痕迹。此三道凹槽均呈两头尖浅、中间宽深的枣核形，且槽底为既相连接又大致等长弧形痕迹。（图8）这是微观见到的典型的砣刻痕。根据弧形凹槽推测，砣的直径约1厘米,厚约1~2毫米。可见在春秋晚期砣具已被应用于雕琢细微纹饰之上，相较西周时期仅能砣出宽深的“一面坡”阴线，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图7

图8

战国一代，与此后的两汉时期同为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鼎盛阶段，此期玉器考古发现之多、雕琢之精美、形纹之丰富可居历代之冠。本期纹饰较春秋时期取得显著之发展，浅浮雕纹饰布局更加密实规整，故间隔之处少有阴纹填充；弧曲线纹明显增多，长度加大，连贯性较好且变化组合丰富，在玉器饰纹上被大量应用。此期线纹之具体形态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下面结合典型出土之实例分型述之：

宽阴线，多出现于战国早、中期的楚地与成周。其线纹宽深，痕迹极其醒目，刀工浑厚、大气，颇见力度；但对线纹之细节处理较为粗糙，如线槽边缘多出现锯齿状的崩口现象，此外线条常作粗细不匀状。推测此类宽阴线为铁质砣具琢成，局部细节粗糙则是因本期乃大规模使用铁砣琢纹之初，工艺与工具的相对不成熟所致。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双龙玉佩。青玉质，边缘沁为红褐色。器呈长方形，镂雕作两条俯首、曲颈、尾内卷的虬龙，龙首相背，尾部连结。器表饰以宽阴线组成的束丝纹、“S”形纹以及网格纹。长12.1、宽4.9、厚0.3厘米。（图9）

图9

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玉珩亦属此类型。青玉质。器作扁片体璜形，较薄，中上部及两端各有一个圆孔。表面以两条宽阴线构成的双钩线刻划卷云纹，纹饰以中孔为中心，左右两个单元的卷云纹大致相近。长9、宽3、厚0.25厘米。（图10）

图10

细丝线，流行于战国中晚期，是由春秋晚期用来填充浮雕纹饰空隙的细线纹发展而来，琢纹之方法亦应与春秋者同。其细若青丝，圆润屈曲，纵横交错且富有张力，多用来描绘变化多端的卷云纹，以及谷纹、兽面纹或作为纹饰的轮廓线，乃战国一代最为精彩的线纹装饰。以下列举两件饰有细丝线纹饰的典型器物：

山东曲阜鲁国故城52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璧。青玉质。内外缘以细阴线琢出轮廓，表面纹饰由一圈束丝纹分为两区，纹饰皆由细丝线构成。内区阴刻谷纹，外区由弦纹隔栏分隔成四组相互缠绕的双尾夔龙。直径19.8、厚0.5厘米。（图11）

图11

陕西旬邑转角村出土的一件玉龙佩。青玉质，局部有白色沁痕。镂雕作“风”字形扁平体，龙回首，曲颈，拱背，尾内卷。颈部、尾部、足部饰弦纹，躯干表面饰谷纹，二种纹饰皆由细丝线表示。长27、高8、厚0.4厘米。（图12）

图12

细部参考图13、14

图13

图14

“毛刀刻”，流行于战国晚期的秦地和此后秦代，此类线纹形态粗糙，风格粗放不羁，痕迹较为宽浅，由数条细过毫发的不规则细线组成，线痕边沿多歧出毛刺，应是经硬性刻具反复划磨而成。如陕西西安北郊联志村出土的一件玉琥。青玉质。扁平体，虎形。两面皆用毛刀刻出五官、四肢等部，线纹粗糙，边缘上毛刺较多。长11.5、高4、厚0.35厘米。（图15）

图15